王培东教授 　　纵现中、西绘画史，无论东方或西方的绘画艺术，大体上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的“不似”——精细的“形似”——高一级的“不似”。 　　原始时期的绘画，例如：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上出现的鱼、鹿、蛙、人形图象，远古时代的岩画，欧洲远古洞窟壁画等等。那时的绘画尚处在幼稚阶段，对物象的刻画是粗糙的、简略的，可以说还画不准物象，正如儿童画一样，表现原始人纯朴天真的意念。这是原始时期的“不似”阶段。 　　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类逐渐能够真实地再现物象，并且达到十分精细的程度。中国绘画发展到唐、宋时期，无论人物、山水、花鸟画，都可达到精细地刻画物象的程度。西方绘画发展到十五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运用科学手段（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更能十分逼真地再现物象，使写实的绘画发展到高峰。人类绘画从原始的“不似”，发展到精细的“形似”，这标志着绘画的巨大飞跃。 　　然而，逼真的再现物象，并不是绘画的最高目的。绘画和其它艺术一样，都是人的精神产物。人要充分、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性灵，表达情感，就必须突破刻意模仿物象的阶段。因为刻意模仿物象，必须束缚着人的性灵的高度发挥。只有摆脱了“形似”的束缚，从“形似”中解放出来，绘画才能取得更大的自由。 　　中国写意绘画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逐渐摆脱“形似”束缚的结果。当中国的写实绘画（中国的写实绘画于西方的写实绘画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写实是相对的，后者则更接近物象真实）在唐、宋之际发展高峰之时，人们开始不再满足写实的东西，而探索一种新的绘画形式，不再追求精细的“形似”，而是追求“意似”，于是逐渐形成了写意绘画。 　　早在魏晋六朝时期，中国文化史上呈现新的变革，文化思想领域十分活跃，强调人的自觉，追求人的内在精神以及个性的表现。文学方面，文论、诗论的发展；书法艺术的成熟；在绘画上，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谢赫的“气韵生动”，王异的“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这种强调神韵，强调自我的观点对以后写意画的产生有着积极的影响。 　　公元九世纪中叶，唐代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以气韵求其画”，“以形似之外求其画”，反对刻画物象“形貌彩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提倡“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的观点，对写意画的发展起着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到公元十一世纪，北宋文学家兼书画家苏轼更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向单纯追求“形似”的绘画提出挑战。单纯地追求“形似”，只是绘画的低级阶段，绘画不应以“形似”为满足，而应在“形似”之外另有追求，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意”的追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也说：“古画画意不画形”，“忘形得意知者”（《盘车图诗》）。重“意”而不重“形”，成为写意绘画的基本原则。苏轼以后，历代写意画家，无不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着实践。 　　写意画经文人画家的提倡，得到迅速的发展（写意画又有“文人画”之称），到了元代已然蔚大观，“元人尚意”，“不求形似”已成为时代风气。沿至明、清又有所发展。明代徐渭、清初八大山人写意绘画已经成熟，近代吴昌硕，齐白石又将大写意绘画推向新的阶段。写意绘画从注重形似的工细绘画脱化而出，开始是半工半写，发展到小写意，进而到大写意。形由繁到简。而且愈来愈简，抽象概括性越来越强。不似的成份越来越多，八大山人晚期的作品就是突出的代表。 　　在西方，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写实主义的绘画发展到高峰，以十九世纪印象主义的出现为转机，到二十世纪开始，西方现代派绘画冲破“形似”的束缚，以强大之势迅猛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画派（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表现派，抽象派等等）。西方现代绘画不再受透视、解剖、光的约束，不再刻意模仿物象，而追求个性的解放，强调主观精神。西方现代绘画向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着。 　　当绘画摆脱刻意模仿物象的阶段，冲破“形似”的束缚，转向精神内涵的追求之时，就进入了高一级的“不似”阶段。这种“不似”与原始时期的“不似”有着质的不同，它是在极似的基础上的突破，是人类掌握了精细地刻画物象的技巧后梦想着更的精神领域的迈进。这无疑是人类绘画的又一次飞跃。由原始的“不似”，到追求“形似”。进而追求“不似”。这大概就是人类绘画发展的自然规律吧！ 　　中国的写意绘画不重形似，但也非完全不要形似，而是“不似之似”。明代画家王绂说：“古人所云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书画传习录论画》）。清代石涛也说“不似之似，似之”（《石涛题画诗集》）。现代齐白石进而发挥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总之，中国的写意绘画既保留了一定的形似成份，又具有很大的抽象概括性；它既非物象的单纯模似，又不是完全抽去物象的点、线、面、色彩的纯粹组合；它既能便於人们的理解。又不使人局限于具象之中，为欣赏者提供广阔的想象力空间。尤其大写意绘画。更具有“迹简意繁”的特点。如果谈艺术的“空筐”结构的话，那么大写意绘画的“筐”则是很空的，它容纳 的想象力空间可以是无限的。 　　写意画追求“象外之意”。“意”者，当然是指人的思想、情感、意趣、意兴、情绪等等，它是人的主观精神，是人的心灵的显现。“意”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来自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真实体验。凡是从真诚的体验中产生的“意”，总能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共鸣，也最能打动人心。然而“意”的表达，总要借助于形象，“借物抒情”。没有形象，“意”无从寄托。尽管大写意绘画的“形”极其简略，它的“空筐”结构极空，但是仍有“筐”的存在，仍有“形”的存在。　西方现代抽象主义绘画，完全不要物象，纯以点、线、面、色彩的组合，来表现精神内涵，但客观效果总难让人们接受，因而也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抽象主义绘画实际上已经把绘画引向极端。 　　中国的写意绘画，乃至大写意，虽然很富有抽象因素，但还没有走向完全的抽象。所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正是表明要恰到好处为止，而不超越极限。因此，中国的写意绘画既不是单纯模仿物象的“具象”，也不是完全舍去物象的“抽象”，而是一种“意象”艺术。它是“意”与“象”的有机结合，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意”与“象”不是平均对待，“意”起着支配作用，“象”从属於“意”。以神写形，以“意”造象，一切以“意”为之。 　　“意象”，不只写意绘画独有，中国的书法、篆刻、诗词、戏曲、园林等等艺术，都具有“意象”的特点。 　　诗并不拘泥物象的模似，最讲摄取事物的神理，讲求“离形得似”，追求“韵外之致”，“味外味”。以淡远清空、含蓄朦胧的意境美，给人以深刻的感染。为人们提供光落的想象力空间，使人愈体会愈有味，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写道：“古诗之妙，专求意象”。这正是中国诗的魅力所在。 　　苏轼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写意画与诗都在追求意象美，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规律是一致的。苏轼特别推崇王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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