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男性艺术家作品中的女性，是物化了的客体，女性的身体是没有主体性的符号。男性的霸权，建立在男性主体(作者、观画者)对女性主体(模特、画中人)的物化处理和物化欣赏之上。所谓物化，也就是将女性表现为没有主体意识的客体对象。于是，画中的女性不再是人，而仅仅是物，是具有性别特征的供男性观赏和把玩的玩物。我在采访当娜凡时，问她为何要拍摄脱星舞女，她说是为了确认她们身份的主体性。当娜凡对身份问题的介入方式，是选择性工作者的身体来作为再现对象。如果选择其她身份的女性，她们的身体不易展现在公共空间里，而且她们的裸体符号的所指也会过于宽泛。相对而言，性工作者的主体性容易被抽掉，她们最容易被符号化、客体化，其身体作为所指的他者特征相当具体。因此，要探讨女性之主体性和女性主体的身份，物化了的脱星舞女，当是艺术家的首选。当然，当娜凡没有对我谈那么多理论，她只说她不喜欢人们在大厅广众之下的虚伪，她要用自己的镜头，在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中，再现这些常常被标签化了的女性之真实身份。 　　当娜凡的这番话令人吃惊，让我联想到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对现实主义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论述。再看当娜凡的作品，《捣蛋女孩》是两个网络女郎在自己宿舍里做视频表演的场面，《莎布琳娜》是一个应招女郎乘豪华房车前去应约的情景，《迷雾女郎》再现了一个脱衣舞女在更衣室里等待登台的时刻，而《橘色的梦》则是脱衣舞女在表演台上的玉体直露。这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自己的身份都有清醒的认识。当娜凡说，她们并不回避自己不体面的职业，但职业身份与人格身份并不一样。所以，当艺术家告诉她们，她想在她们的工作环境中再现她们的身份时，她们都毫不犹豫地愿为艺术家作模特，并在艺术家的镜头前宽衣解带，或着上职业装束。 　　 显然，当娜凡的目的是要再现这些隐蔽的他者。普通意义上的“再现”有二义，一是古希腊的“模仿”，也就是艺术家通过描绘来复制模特，二是政治体制上的“代表”，即一个人代表一类人。自后现代以来，理论家们对这两种再现都表示了怀疑，他们质问再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女性主义认为，男性艺术家不可能真实准确地再现女性，因为男性用霸权的专制眼光看待女性，他们用自己的画笔将女性物化了。这就象赛伊德的东方主义所言，西方人笔下的东方，其实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后殖民主义的反击，是要颠覆西方的霸权话语，颠覆“他者的眼光”，让东方人来描绘东方。这样，后现代时期便出现了第三种“再现”，即自我再现 。对女性主义来说，由女艺术家描绘女性身体，便是女性身份的一种自我再现。 　　当娜凡对性工作者的再现，既是模仿式再现，也是代表式再现，因为她既用镜头来复制女性身体，又因自己调酒师的经历而认同自己的模特，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代表她们，更因这认同和代表而通过自身的出场和介入来为她们的身份进行呼吁。这样，当娜凡的摄影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自我再现，因为再现者和被再现者都是女性，而且相互认同。可是，这时新问题也应运而生：自我再现就肯定真实、准确吗？即使是女艺术家画自画像、写自传，她们笔下的自我形象莫非会没有自恋的粉饰？ 　　再现者和被再现者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再现者对被再现者拥有霸权。用福科的话说，虽然自我再现可以打破这种权力关系，但自我再现是自我参照、自我引证的，所以，由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所说的那种“区分”(difference)和“延异”(deferment)，自我再现难免也会最终成为他者的再现。在这样的语境中，面对模特，当娜凡究竟是再现自我还是再现他者，便成为一个问题。无论艺术家的初衷怎样，这都是一个解构主义式的难以确定的问题。 　　再现者的出场和身份的认同，在公共空间的隐秘处打破了上述界线。当娜凡用自己的作品，通过自我的介入，去再现“性工作者”等被客体化了的隐蔽的她者。对这位艺术家来说，她面前的模特究竟是自我还是她者，仍然是一个问题。艺术家因身份认同而出场于再现之中，介入再现之中，虽然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但再现者的出场，却将艺术的观念性问题，推到了西方当代文论的最前沿，并由此而宣告了作者的复活。 　　(原载《美术观察》05年10期) 　　注释： 　　1、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76, p. 50. 　　2、Ibid., p.54-55. 　　3、Michel Foucault. This Is Not a Pi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33. 　　4、Rey Chow.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Feminist Consequences: Theory for the New Century. Elisabeth Bronfen and Misha Kavka, 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4. 　　5、Edward 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 347. 　　6、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in The Cybercultures Reader. David Bell and Barbara M. Kennedy, ed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291. 　　7、Ibid., p. 315. 　　8、Jurgen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1964)” in New German Critique, vol.1, no.3, 1974, p. 49. 　　9、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09. 　　10、同上。 　　11、D.W. Winnicott. Playing and 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6. 　　12、Peter Fuller. Art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9, p. 204. 　　13、Rey Chow (2001),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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