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生儿子以表示他对上帝的忠诚。可见，暴力本身并非绝对是道德的否定形式，更不是艺术表现的禁区。暴力的关键是它的“布道”力量，包括以身体语言的方式。当然，人类的“布道”有其虚伪性，但如果以虐杀动物和婴儿的形式去揭露人类道德虚伪的一面，就会出现现实的非人道与艺术的非人道等同的问题。毕竟，艺术[包括行为艺术]在本质上是非再现的。 　　［3］ “凭吊祭祀”仪式：一些行为艺术常常会发生在历史性纪念建筑物所在地，例如长城、故宫，或在大自然里的山坡、河流、湖水中。在这些地点发生的行为艺术，通常被设计为与古代祭祀或凭吊仪式有关，并往往将人与环境、历史遗迹和谐地融合在一种宗教感和神秘感之中。如康木、赵建海和盛奇1985年首次在圆明园旧址所做的行为艺术，他们将旧废墟和自己的身体包扎起来。[图5-26]“观念21”1986年的作品《圆明园》、1988年在长城上实施的《大地震》、郑连杰1993年的长城大地艺术等，都可以被视为典型。在这种凭吊仪式中，环境、历史遗迹和道具构成了“道场”，艺术家的身体成为牺牲的象征，或者是对牺牲的凭吊。二者不同的身份在凭吊中常常倒错交叉，这是由于历史记忆与当下感受、礼仪背景与现实空间的反差[心理时空和物理时空的错乱]导致了身份认同的错乱。借助“祭奠”仪式，艺术家的现实身份可以被转化到那个非现实、然而理想化的错乱身份中去。如艺术家可以像巫师那样去招魂，也可以像古代勇士那样战死沙场，或者象鬼魂幽灵那样游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观念21”在长城上扮鬼、郑连杰和蔡国强在长城上“放火” ，而何成瑶则在长城上向她精神失常的妈妈一样“疯癫”。16 　　［4］ “宣传队”仪式：这种行为一般都发生在生活现场，不论是都市乡村，还是边疆僻壤。现场是指实际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指画廊或者美术馆的展览空间。许多行为艺术以实际生活或日常生活作为素材，艺术家直接参与其中，带着某种“社会教育”的目的，并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这种形式或多或少受到了毛泽东时代的解放军宣传队和工作队“深入生活”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民众相结合”的群众运动的影响。如山西“三步画室”1986年和1987年所做的“乡村计划”艺术活动，还有陈少峰在河北省定兴县天公寺乡所做的村民形象写生等活动。后者很像延安时期鲁迅美术学院的艺术宣传队的活动。东北长春马尚所领导的艺术家小组从1990年末开始长期在小学承担义务教育，把教育实践作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而任戬和他领导的“新历史小组”1993年所做的《大消费》旨在用艺术活动指导公众的消费意向，卢杰和邱志杰组织的《长征》艺术计划则试图重现“长征是播种机、是宣传队”的社会功能。此外，吴文光、文慧、宋冬的《与民工在一起》包含了改造和干预民工文化的愿望，庄辉多次拍摄的集体照观念摄影，其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时代的工作队的领导艺术。[图5-27] 在这些集体照的背后隐藏着庄辉不凡的组织能力和接触群众的能力。 在这些行为中，艺术家的身份不仅仅是个体艺术家或艺术家群体，而是群众的“组织者”、先进文化的“宣传者”，或者如斯大林所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注释： 　　1、李•维尔珍，《身体艺术与表演：作为语言的身体》。Lea Vergine, Body Art and Performance: The Body as Language, SKIRA, 2000年，15页。 　　2、王度，《同步，不同路》，《中国美术报》，总第24期 [1986年6月16日]， 1页；另见“南方艺术家沙龙简介”，1986年，未出版。 　　3、《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中国美术报》，总第42期 [1986年10月20日]，1页。 　　4、同上。 　　5、蕖千，《布雕—一次艺术和自我的表现》，《青年一代》，1987年第3期。 　　6、宋海冬，《给王小箭的信》，1987年10月14日，未出版。参阅王小箭执笔，“M艺术群体”，高名潞等著《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384页。 　　7、M 群体宣言，《M活生生的人》，1986年，未发表。 　　8、宋永平、宋永红，《1986. 11.4, 15:00-17:00, 一个场景的体验》，《美术》，1987年9月号，18页。 　　9、部落•部落群体，《我们的艺术观》，宣言，1986年，未出版。关于这个群体及其展览的情况，可参阅彭德，《当代画坛第四批种子的崛起》，《部落•部落第一回展》宣传材料，1986年，未发表。 　　10、魏光庆，《关于“一”的自杀计划模拟体验》，1988年，未发表。 　　11、同上。 　　12、张盛泉，《艺术笔记》1999年，未发表。 　　13、高名潞，《私人经验和公共偶发：张洹的表演艺术》，Zhang Huan, Santiago de Compostela: Museo des Peregrinacions, 2003年，46-63页 　　14、同注12。 　　15、在2001年与朱昱、苍鑫、孙原等人的谈话中我曾经问朱昱，是否有更为隐喻与适合的形式。他不置可否。很显然他认为吃死婴的作品是针对人类的虚伪道德的质问。见美术同盟网[www.tom.com] . 　　16、见本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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