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有性别吗？对于一个女性主义者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女性主义运动发展至今，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存着形色的流派，但在男性权力的社会结构、女性在性别上的弱势地位这些基本观点上，女性主义者是已经达成共识的。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摄影——这个承载人类目光的视觉力量，从被发明以来，就成为社会主体表达男性话语的视觉暴力工具，但也是女性主义者声扬自身权利的武器。 　　尽管不能以摄影师的性别来判断其摄影作品的性别，但作为社会的强势性别，一些男性摄影家的确在他们的照片中，或潜在的，或直露的表达了他们的性别立场，以物化、弱化女性性别来达到凸现、强化男性神圣地位的愿望或目的。荒木经惟，一个日本摄影家，擅长高产以城市、女人为主要内容的摄影画册，几乎张张照片都表达性、死亡、暴力等主题，人称响誉本国和欧美的“情色写真大师”。姑且不去讨论他的创作到底是艺术行为还是商业行为，仅就他的照片本身流露出来的男性目光，就足以让女性主义者著书立说以进行彻底的批判。荒木经惟的照片遭到性别批判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物化了女人。他镜头下的女人，看上去不是刚被强暴，就是等待强暴，抑或尚处于被强暴之中，所选的女模特无一不青春貌美，温柔顺从，还身着和服、校服等东方或本土情调的衣饰，以示照片的“民族性”。荒木经惟的画册十分畅销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摄影师本人替消费者全力打造出一批视觉性消费的产品，以供他们投射欲望的想象。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荒木经惟拍的女人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物，或者叫商品。女人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这是任何一个有点人格觉醒的女人都无法忍受的。(图1、2) 　　东方的神秘、闲适和温和造就了荒木经惟镜下适于消费的顺从女人，而西方的情色传统则可能更狂暴、残酷，具有权力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捷克摄影家强·索德克(Jan Saudek)越来越有将女人妖魔化趋势。强·索德克在早期作品表达了摄影师和模特之间的情欲诱惑，从与参与者的相互关系中寻找纯真的私密。自80年代以来，他作品中的女人大都不是在施虐就是在受虐，而且大多丰臀巨乳、粗鄙不堪，在摄影家的照片中，女人是情人，是母亲，也是恶魔，看他的照片，使我想起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黑暗、丑陋、狂暴、压抑，也能感受到相机后面拍摄者的充满对抗和憎恶的目光。性的核心是“权力”，强索德克的生活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可以说，作为一个拥有强势性别的男人，他的弱势地位是显然的。那么，强·索德克是否有妖魔化女性来彰显自己权力的意识，笔者是不得而知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是，索德克在照片中对女性不再是神秘的崇拜和迷恋，而是一种恋物癖般的占有和破坏。(图3、4、5) 　　在作为艺术的摄影中，艺术家们施展出了创造性的才华，也流露出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性别意识，而作为商业的摄影同样也是有性别的。翻开中外时尚生活类的杂志，人们不难发现商业性的摄影图片最常见的拍摄内容就是女性形象。从林林总总的女模特、女明星、女名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男性目光的热切注视。这些表现女性的媚态或酷态的商业摄影，在拍摄技术或曰光影修辞方面，是有一套模式的。商业摄影师遵循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视觉语法，加以光圈、景深的控制，服装、化妆的包装，影调、背景的营造和被摄对象的表情、姿势的拿捏等一系列人像修辞法，创造出维护男性心中理想女性形象的视觉神话。平庸的商业摄影师按部就班地使用摄影修辞的“陈词滥调”，顶尖的摄影师不过是就某些修辞进行创新。按照时尚界的游戏规则，许多时装、香水类的广告都爱用性和欲望作为产品的外在包装，照片中华美服饰衬托下的女人们或者热烈迷人，或者青春逼人，总之无不性感漂亮，能够满足最挑剔的男人的审美感官。意大利的一个女装品牌希思黎(SISLEY)，走的是略为正装的休闲路线，在时装设计上并无惊人之处，然而广告则竭尽情色之能事，有时过于大胆的广告受到了官方的指责。这个品牌的御用摄影师泰瑞·理查森(Terry Richardson)就是一个有个性的时尚玩家，他多年来一直用傻瓜相机拍摄希思黎的广告，光线大都是硬光单闪的顺光，使照片有着浓重的色彩和阴影，这种看起来不太在意“美女摄影语言”的快照风格似乎使照片具有某种独特的艺术表现，从而在时尚界独树一帜。(图6、7) 　　自后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媒体泛滥、信息爆炸的社会趋势，影像越来越成为商业文化谋取利益，传播流行意识形态的得力工具。尽管媒体的发达有利于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然而女性主义经常遭到商业文化收编和利用。一些女性保健用品广告语，例如：“做女人挺好”，“不让男人一手掌握”，就是使用女性主义话语做双关暗示，表面上是追随女性主义潮流，实则主动掉入男性欲望的陷阱之中。在这类广告中，观者不由地质疑：女人到底是强大了，还是在虚张声势？从本质上说，商业文化和女性主义是截然对立的，社会的主体性别意识控制着商业的文化价值取向，即便是商业文化所宣扬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也是以男性的认可标准为标准的。一些女性作家，女性摄影家强调自身的性别，把身体当作创作的工具，不惜作惊骇世俗的哗然姿态，明明是强化性别编码以迎合男性观看目光，却被媒体视为充满女性意识的作品而大加炒作。商业影像的制造者是不可能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的，而他们却敏锐地发现女性主义思想的商业价值，以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哗众取宠之势将其时尚化、表面化，表现出一种伪女性主义的面孔。(图8、9) 　　面对充满着男性观看目光的图像世界，广大女人生活其中，把男人的目光作为观照美丽的镜子，用二手的时尚信息装点自己的人生。然而，社会弱势群体里的先知先觉群体，从18世纪以来就进行男性主权的揭示和抗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运动波及到各个领域，艺术在探讨性别问题、揭示女性生存状况方面，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女性艺术家发现摄影本身的记录功能正好适合她们作表达观念的媒介，一些女性摄影家也尝试在照片中揭示自身的弱势地位。辛迪·雪曼(Cindy Sherman)是作为一位艺术家，以其女性主义立场在摄影界得到认可的。她在系列作品《未命名电影剧照》中，表现电影媒介制造出的男性标准的女性形象。在她的照片中，女人优雅、美丽，还有几分空虚和疏离，在不同的场景中摆出不同姿态，仿如老电影中的定格，似乎隐藏着被窥视和被威胁的危险。这些图片展现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身为客体的女人，被镜头外不知名的，但另人畏惧的力量所追踪。这些女性形象都是由摄影家本人扮演，这种伪装可以证明：媒体是主流意识维持传统女性形象的共犯。(图10、11、12)同样拍摄自己扮演的角色的另一位摄影家是朱迪·戴特(Judy Dater)，她以拍摄自己扮演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来质疑自己的婚姻生活的挣扎。辛迪·雪曼的无名剧照里的女性是展现男性幻想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朱迪·戴特则描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真实生存现状，表达中产已婚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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